心理熱:轉型社會的心靈圖景

2004年,中央電視臺推出瞭一檔名為《心理訪談》的電視節目,心理學傢李子勛和楊鳳

心理熱:轉型社會的心靈圖景

2004年,中央電視臺推出瞭一檔名為《心理訪談》的電視節目,心理學傢李子勛和楊鳳池是節目的常客,負責運用專業知識來傾聽、分析嘉賓們在職場、校園、親子與婚姻關系中的困擾與掙紮。如今看來,這檔節目的形式有些陳舊,但其在當年迅速獲得瞭極高的收視率。節目播出時,“心理咨詢師”剛剛被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現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認定為一種新的職業類別,這個在當年聽來還有些陌生的頭銜如今已為普通人耳熟能詳,不僅私人執業的咨詢/治療機構隨處可見(咨詢和治療在實踐中常被等同混用),就連面向從業者與愛好者的各種心理培訓也已成為一個蒸蒸日上的產業。這場自21世紀初以來在中國城市迅速蔓延開來的“心理熱”(psycho boom/ psy fever)已成為英語人類學界持續關註的現象。

所謂心理熱,並不是指心理學在知識界的強勢地位,而是指近20年來心理治療產業在中國城市的蓬勃發展,以及心理知識與實踐向普羅大眾日常生活的滲透。20世紀80年代到訪湘雅醫院的美國人類學傢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曾發現,中國人的苦痛表達被高壓環境擠壓到瞭軀體中,但伴隨這股新世紀的心理熱,人們對苦痛的言說、體驗和回應又轉向瞭心靈層面。

心理熱:轉型社會的心靈圖景

中央電視臺《心理訪談》節目,2015

與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人類潛能運動”(Human Potential Movement)一致,興起於後改革時代的這場心理熱也被人類學傢定位在社會劇烈轉型的背景下: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和一反傳統的人際關系與價值標準,城市中產階級的內心世界開始被迷茫與不安包裹。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一種管理個人情緒、自我實現與自我控制的治療語言被引入中國社會。可以說,心理熱既是社會變遷的產物,也是其療方。自“心理危機幹預”成為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計劃的一部分以來,海外心理治療從業者紛紛來到中國大陸開拓市場。除瞭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咨詢/治療機構和培訓活動,心理知識也逐漸滲透進種種以“自我提升”為目標的讀書會、演講俱樂部、溝通訓練營中,並借由流行讀物、大眾傳媒浸染著普通人的日常思考與言談。耕耘這一議題的人類學傢不僅將心理熱視為當代中國的一種城市景觀,也把它當作一種切近中產階級生命體驗的方法,他們試圖追問:迫切投身這場熱潮的人們到底在追求什麼?在這場熱潮中浮現出瞭轉型社會怎樣的心靈圖景?

治療的“本土化”與翻譯

心理學是在中西方漫長的文化相遇歷程中進入中國的舶來品。民國時期,精神分析之風已然刮向中國現代文學界,歸國留學生開始在高等學府創立心理學系,但在1949年以前,心理學的影響一度局限於知識分子內部,直至改革開放國際交流恢復後才開始邁出學院,從文本、實驗室走向臨床咨詢和大眾傳播。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的“中德班”開啟瞭海外治療師對中國學員進行培訓的先聲,也為這一跨越地理邊界的知識實踐帶來瞭文化上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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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第一次“中國-聯邦德國心理治療講習班”,圖源:首屆中德班中方主要協調人之一趙旭東教授

人類學者張鸝認為,中國的治療師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用一種國際化的治療模式來回應中國人的規范、價值和期望。她將治療師因地制宜地“培植”治療方法的做法稱為“本土化”:本土化不隻包括讓治療“適應”地方文化土壤,還涉及拼貼、改造以及知識實踐中的對話。在她的田野地點昆明,與“思想工作”的革命遺產有著高度契合性的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被廣泛采納,治療師也會借助禪宗、道教等文化語料庫來重新闡釋治療過程,並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來訪者的期待和治療操作。

本土化不僅指向治療師對療法有意識地選擇與重塑,也關系到治療實踐與文化環境的相互闡釋。盡管心理治療並不建立在精神醫學的病理化標簽基礎上,但治療行為在幫助人們尋求緩解苦痛之法的同時,也可能成為對個體“缺陷”的暴露——進入治療室的來訪者也象征著一個失去瞭自我掌控力的失敗的現代人。高樂(Gil Hizi)指出,這種污名化的想象構成瞭心理治療在中國進行“文化培植”的障礙。

實際上,相比一對一的深度治療探索,在這場心理熱中,大多數人更傾向於參與以沙龍、工作坊、成長營等方式進行的自助式心理培訓。在這類活動中,治療師往往化身為“導師”,以“教學”的方式來推廣特定的治療方法。彭曉月(Songya Prizker)研究的就是這樣一系列在“導師”引領下深度探索童年經歷和親密關系,從而幫人們駕馭情緒、獲得成長的團體沙龍。彭曉月發現,對情緒的辨識是這種治療活動的核心,而治療師的“文化翻譯”工作不隻涉及與情緒有關的術語和概念,還包含一種讓情緒得到顯現、感知、言說和釋放的身體工作:他們會創造出各種讓情緒獲得具象表達的互動情景,引領學員通過具身的感知承認內在的體驗,並學習用特定的語言去捕捉和反思性地表達它。這樣的“翻譯”不隻打開瞭一個讓“情緒”獲得心理治療式理解的符號學時刻,也翻譯出瞭一個特定版本的“自我”。

自我的重塑

心理熱絕不隻是全球化影響下的產物。人類學傢註意到,大眾對心理知識與實踐的渴求與時代變遷之下人們對身份、關系、位置的重新摸索息息相關。當個體與傢庭、社會的聯系日漸脆弱,人們對“自我”的探究也變得愈發迫切。在心理咨詢與培訓活動中,生命故事的分享與自我感受的表達占據重要地位,心理幹預往往會帶來敘事中的“啟蒙時刻”,這也使得心理咨詢與培訓活動成瞭參與者的一場“自我塑造”實驗。然而張鸝指出,盡管心理治療的知識啟發人們將自我從原有的社會關系中“解綁” (disentangle),進行反身性思考,但其最終目的在於塑造一個更擅長管理情感、處理關系的新“自我”,使之重新“回嵌”(re-embed)到原有的社會關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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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zalo Martínez Moreno –

這種以關系為導向的心理實踐在“傢庭治療”領域體現得尤為顯著,後者通常將個人的心理問題視為傢庭結構與日常互動的產物。有學者指出,傢庭治療的目光重新發現瞭中國社會中存在的一種擴張式人格(expansive personhood),即一個人的自我總是籠罩、容納著其他人,習慣於通過對傢人負責的方式來實現自我,但這也給個體帶來瞭情感上的負擔。比如,焦慮的父母出於為孩子生命負責的考量而強加的控制,恰恰成瞭孩子心理問題的根源之一。為瞭讓父母不再過深地卷入孩子的生活、讓承載過多期望的孩子做出自己的選擇,治療師的任務是將彼此包裹的傢庭成員重新闡釋為相互獨立的個體,在中國傢庭中引入“人際邊界”的概念。

這種企圖在傢庭內部設置人際界線,從而挑戰長久存在的自我與人格模式的心理學實踐也出現在建基於“自助心理學”(self-help psychology)的培訓活動中。自助心理學曾在20世紀初的美國掀起一陣熱潮,以回應當時的城市化與市場化進程造成的身份焦慮,而在當代中國道德轉型的背景下,個人欲求與社會關系之間的沖突也給自助心理學開辟瞭一片新空間。

韓泊明(Amir Hampel)研究瞭北京的公共演講俱樂部,關註自助心理學在那裡如何引導年輕人擺脫“差序格局”式的關系模式,學會與他人建立平等的新關系。在自助心理學的倡導者看來,學會看到他人眼中的自己不僅是獲得(市場、親密關系等方面)成功的前提,也是“成為現代人”的必要步驟。韓泊明觀察到,在演講俱樂部裡,這種反身性自我(reflexive self)的覺醒是通過分享關於“羞恥”的生命故事和學員之間的相互批評實現的。激活、引導羞恥感的技術讓來自“外地”的年輕人學著在一個陌生人構成的都市中定位自己。然而在他們關於“自我”的演講中,社會價值導致的焦慮常常與對內在世界的探索混為一談,所謂“成長”更像是讓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擺脫“落後”的階級傳統,以符合想象中的現代化要求。因此,與其說這類心理實踐推廣瞭一種個人主義版本的自我,倒不如說它成瞭當代年輕人尋求新的社會歸屬的方式。

相比之下,高樂的報道人們表現出瞭更加明確的、借助心理技術進行“自我提升”(self-development)的迫切訴求,這種訴求的出現與國傢從公民福利供給領域的撤退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一個“靠自己”時代的來臨不但將處理困擾和苦痛的責任交付給個體,也增加瞭人們通過提升“素質”以適應市場競爭要求的動力。高樂發現,人本主義心理學和積極心理學已融入“軟技能”培訓產業所倡導的互動技術。在聚焦提升人際溝通和交往能力的各類“成長營”和創業培訓中,自我實現的口號、相互贊美的練習、對成功人士語言風格和姿態的模仿以及演講舞臺本身,都為參與者提供瞭一個短暫、瞬時的自我實現“裝置”,為現實中的自我轉型打開瞭想象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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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新連心”薩提亞模式個人成長工作坊(雲南昆明)。

張鸝:《焦慮的中國:內心的革命與心理治療的政治》,第103頁

當代中國的心理熱既是改革時代消費市場擴張的產物,也為自我轉型提供瞭新的資源。張鸝認為在這一影響下浮現的是一種“治療型自我”(therapeutic self),從十幾年前她參與的心理治療工作坊到如今繽紛多彩的自助團體,從傢庭內的沖突到對都市生存的迷惘,自我的覺察、塑造和提升對心理熱的參與者而言,已經變成瞭愈發主動、自覺的追求。不可否認的是,心理治療與培訓往往繞開瞭社會苦痛的結構性根源,它們力圖通過發展一種關於自我控制、情緒管理、關系互動的技術手段來幫助人們追求美好生活。因此,在一些學者眼中,這種回避社會震蕩的“內在革命”近乎一種福柯所說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

“心理學化”與治理術

持批判取向的人類學者致力於構建“心理”與“治理”的內在關聯,其借鑒社會主義轉型研究中“心理學”的應用(如俄羅斯心理學傢向精英階層的孩子提供“心理教育”的研究),強調心理話語和技術如何通過培育人們對內在生命體驗的關註[即福柯所說的“自我關懷”(self-care)]來打造一種符合國傢理想的新型主體。楊潔將日益滲透進大眾生活的心理話語視為一種去政治化的、訴諸內在感受的修辭,人們透過這面“轉向內在”的棱鏡來重釋自身遭遇,將社會經濟問題降格為個人心理問題加以幹預。在她看來,心理熱的背後暗含著治理方式的轉型,其本質是社會問題的“心理學化”(psychologization)。

楊潔對心理培訓的關註可追溯至世紀之交的下崗潮,一個心理治療的“前產業化”時代。在對一傢國有工廠下崗工人再就業的研究中,她發現下崗工人的焦慮和憤懣常被貼上“失業綜合征”的標簽,而基層治理工作的核心在於對下崗工人性別化的“潛能”進行管理和引導:其中男性陽剛、對抗的氣質往往被基層管理者視為需要安撫、管控的危險潛能,而女性的關懷品質則讓她們通過再就業培訓進入瞭一種名為“陪聊”的新職業。心理咨詢的話語貫穿在再就業培訓中,在將下崗女工塑造為心理關懷對象的同時,也鼓勵她們成為非正式的心理咨詢師,調用自己在失業期間的遭遇和苦痛為他人“解開心結”。但這並不意味著女性可以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自立,作為一種性別化的關懷勞動,大多數“陪聊”不過是在臨時的就業模式中承受著新的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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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zalo Martínez Moreno –

對心理實踐的“治理”式理解也包含內在的張力。恰如楊潔指出的,面對診斷話語的任意使用及其造成的“污名化”效應,心理治療與精神醫學專傢常常扮演批判的角色。此外,治療觀念本身也常常有著與治理目標相悖的內涵,例如,傢庭治療雖以自我負責的現代人格為理想模板,但它對“獨立”個體的強調卻對官方弘揚的“孝道”構成瞭威脅;而在自助團體的自我提升實踐中被激活的“羞恥感”卻恰恰不被自助心理學文本所倡導。參照“醫學化”批判路徑來理解“心理學化”的學者看到瞭一個把社會苦痛重塑為精神障礙或心理狀況的病理化、個體化過程,但從培訓產業角度關註心理熱的學者則有意將這種在生活中培育幸福感的心理實踐與機構化的、關註大腦化學過程的當代精神醫學區別開來(不可否認,一些心理治療方法在知識論上的確有明確的反生物精神醫學取向)。那麼應該怎樣看待“心理”與“治理”之間的張力,以及心理熱版圖內部的差異?在一個“治理”的框架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理解心理實踐的可能?

江湖、儀式與能動性

如果不回到心理熱實踐者的第一人稱視角、不探究心理實踐的具體過程和不同流派之間的微妙差別,就沒有辦法理解心理治療與培訓實踐對於參與者究竟意味著什麼,對相關現象的審視也隻能淪為一種外部文化批判。

帶著不同視角和關切探究心理熱的人類學傢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存在爭議,其中之一便是治療師的“角色”。盡管治療師的工作不同於醫療單位的“精神科醫生”,但在一個“知識/權力”的框架下,還是很容易被套上某種福柯式“現代權力中介”的想象。然而需要註意的是,在“速成式”培訓中冒出的執業者、愛好者才是這場熱潮的主要力量。投身其中的人往往將心理咨詢培訓視為“瞭解自我”和“增加職業資本”的雙重手段,提供培訓的治療師也認為自己不僅是在牟利,更身兼知識傳播與“助人”使命。這種短期的商業培訓造就瞭大批“半路出傢”、缺乏實踐經驗、通過死記硬背式考試取得執業資格的“咨詢師”,這被一些“學院派”斥為行業亂象。因此,心理熱所造就的大批“咨詢師”並不是一個精英化、均質化的專業群體,反而像是黃宣穎(Hsuan-Ying Huang)所說的 “混亂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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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宣穎教授關於中國當代城市心理治療熱潮的講座海報,2013

即便是具有強勢學院背景、在“國際化”培訓體系中成長起來的治療師,在真實的治療場域中也是有著復雜道德考量的行動者。關宜馨(Teresa Kuan)發現,在結構性傢庭治療的治療督導中,治療師常常被要求扮演“倫理上失之偏頗但治療上正確”的強勢介入角色,來激發來訪者對傢庭原有關系模式的行動改變。這樣的治療與督導過程像是一場道德實驗,治療師不但需要進行一些風險性的幹預嘗試,自身也可能變成脆弱的受虐者。

在關宜馨看來,傢庭治療就像是一場當代的魔法,恰如阿贊德人將難以在日常生活層面解決的沖突交付給巫術,城市居民開始求助的傢庭治療也如同一場針對“親屬關系”的幹預儀式,其目標在於幫助人們重返日常,找到自己在傢庭場域裡的新位置。在這場充斥著象征技術的治療儀式中,散發“療愈之力”的不僅有知識和話語,還有其特殊的媒介、空間與裝置。治療師會運用各種視聽和傳感儀器捕捉來訪者轉瞬即逝的表現,引導他們重新“觀看”傢庭內部的關系過程,喚起他們對互動方式的改造。但若將傢庭治療極具科學感、專業化的儀式置於人類應對生命困擾的漫長歷史中,或許也會發現“我們從未現代過”。

在治療師與治療過程的復雜性之外,也不應忽視心理熱參與者的道德自覺與能動性。在一個心理學大眾化的時代,年輕人對許多粗糙的心理學文本早已有瞭免疫或抗拒的心態。高樂發現,自我提升成長營裡的年輕人盡管拒絕沉淪與虛無,試圖尋求迎向世俗社會的精神動力,但已經很難被“心靈雞湯”式的口號所鼓動。遊走在培訓活動與現實生活之間的他們不斷經歷著情感上的起伏跌宕。換言之,滲透在各類培訓活動中的心理學並沒有制造出一種統一的行動“規范”。此外,盡管以情感為核心的“心理困擾”話語摒棄瞭激進的社會改造行動,卻為中國人(尤其是處於結構性弱勢的女性)提供瞭一個言說苦痛的新空間,甚至可以說將人們對“存在”(being)的體驗引向瞭一個新的“情感”維度。巴克萊·佈拉姆(Barclay Bram)發現,心理話語並不總像生產“陪聊”的再就業培訓一樣強化既有的性別想象,而是幫助女性創造瞭許多日常生活中的小勝利,包括厘清、訴說自身相互沖突的渴望,以及凝聚一個支持性的社群來幫助其應對在主流社會中體驗到的情感負擔。很難說心理熱的參與者是在盲目跟隨一種風潮,但可以確信的是,在充滿困頓和脆弱感的都市中,他們渴望通過心理學的技能與方法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在變化莫測的生存環境中營造某種確定感、控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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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zalo Martínez Moreno –

演進中的未來

201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頒佈,中國的心理熱迎來瞭新時代。法律對具有醫學內涵的“治療”和作為非醫學行為的“咨詢”作出瞭明確區分,規定前者隻在醫學機構中進行(然而這一規定日後並未付諸實踐)。盡管“專業化”倡導者一直呼籲為這個缺乏規范性的行業引入國傢監管,但新法的頒佈也引發瞭許多私人治療師對職業前景的憂慮。2017年,國傢心理咨詢師資格考試正式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城市開始出現新的治療師認證系統,意圖對從業者作出進一步的專業化區隔。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心理熱的消散,相反,大量與心理治療、心理知識相關的企業和網絡平臺(如簡單心理、KnowYourself)在新一輪科技創業潮中湧現出來,將心理實踐的大眾化和商品化推向瞭新的高度。如佈拉姆所言,中國的心理熱不是一個線性、同質化的現象,而是一個復雜交錯的歷史過程。隨著心理治療從業者的代際更替,人們對幹預心理苦痛的技術化追求愈發明確,方法的探索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

後疫情時代的人們對於多元化的療愈手段有著更為迫切的渴求。如果將心理熱視為一場城市中產階級尋求自我療愈的征候,那麼迄今為止,光譜另一端的泛身心靈療愈實踐(如冥想、戲劇治療、藝術治療)尚未得到充分延展。與之相伴的是,精神醫學對苦痛的病理化識別也在同步上升。如果說心理治療及培訓行業的興起曾被視為一種民間應對精神痛苦的非正式手段,那麼在今天,大眾心理實踐與精神醫學治療之間的關系又發生瞭怎樣的變化?

如果說西方“心理學化”的批判者曾將心理學視為一種新時代的宗教,那麼,“懺悔室”的隱喻似乎已不足以概括當下中國心理治療的復雜景觀。當如何面對LGBT群體和殘障來訪者的相關討論開始為心理治療註入社會正義的元素,當越來越多的團體心理活動開始幫助創傷承受者面對自身的受壓迫處境、鼓勵相互關懷,需要反省的是,過往的心理熱探索是否過於輕視瞭這些療愈實踐激進、革命性的一面?如何看待這場尚在演進中的心理熱,這當然關系到人類學如何處理苦痛經驗、知識實踐、主體塑造、社會轉型的一系列經典問題,但也與我們如何理解普通人的生活韌性與智慧密切相關。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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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孟竹 |封面:James Firnhaber| 排版:光影

原載於《信睿周報》第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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